许多中国学生为了取得好成绩而一门心思地努力学习——他们放弃了业余兴趣，限制了自己的休闲活动，甚至无暇社交。

通过这样的努力，他们考上了名校、登上了成功的顶峰：这也正是他们父母所希望的。

但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任何考试中都不会出现的题目：考上了又怎样？

据统计，在这些成绩优异的中国学生中，超过40%的人都感到这种胜利是空虚的。

他们内心感到徒劳无功：自己的生活是空的，成绩也是空的。

想象一下，他们如此年轻，如此勤奋和一心一意地学习，内心却感到如此挫败。

  这项初步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印证。

一位学生匿名写道：“我就是那40%中的一员，甚至可能更严重......事实上，我不止一次想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Fu, 2016）。

一位学心理治疗的学生认为，这不仅仅是内心的问题，而是“空虚自我”的困境——因为这些年轻人从根本上不知道自己是谁。

有诸如此类感受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我们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也看到了类似的现象。

从典型的青少年探索生活意义的角度来看，人们在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刚刚获得了抽象和象征性思维的能力，他们会提出关于生命意义的大问题，这很常见。

他们常常寻找生命的意义，并惧怕着世界的复杂性。

在这时期，青少年的忧虑并不少见。

而相比之下，空心病则意味着更多。

它不符合常见的青少年存在主义式探索的范畴，而是一个连续体——从慢性的焦虑（往往会削弱心理健康）、到罹患抑郁症、再到频繁出现自杀意念。

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文化方面的。

在中国，空心病问题很可能被独生子女政策放大了。

大多数中国的青少年和年轻人是独生子女，因此他们是父母唯一的希望和传承。

中国文化强调子女应全身心地为家庭的未来而奋斗，这样一来，空心病现象就越来越严重。

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看，空心病是年轻人对家庭的未来发展肩负着过多志向和过多责任的产物。

在临床工作中，我和妻子看到过许多年轻人因无法满足父母的要求而变得抑郁。

我们的一位患者，一个14岁的女孩，建立了自杀俱乐部。

她告诉我们“死了无所谓”，而同时她的父母却为她的安全担心得要命。

另一个14岁的女孩有幻听，她的父亲是酒鬼，母亲严重抑郁。

在被诊断为精神病后她辍学了，她认为她可以支持和帮助她的母亲，母亲应该离开父亲。

我们发现她听到的那些声音原来是她父母的争吵声，根本不是精神病性症状：在她脑中鸣响的是父母的冲突。

她陷入了对于父母冲突的悲伤和绝望中——这也吞噬着她。（Scharff, 2021年）。

 空心病的历史背景

波德莱尔在他著名的19世纪诗歌《恶之花》（Fleur de Mal）中描述了一种令人精疲力尽的空虚感，他通过一个富饶之地国王的形象捕捉到了这种感觉。

那个地方一直在下雨，国王有着一种麻木和内心死亡的感觉。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1951年描述的社会学概念“失范”（anomie）将这种感觉与人们内心缺乏一套共识规范联系起来。

安德烈·格林于1999年写道，许多绝望和空虚的病人体内有一个“死去的母亲”。

他的“死亡母亲情结”为一种内在的空虚提供了精神分析视角的解释，这种空虚又与存在主义恐惧交织在一起——这在20世纪的存在主义精神病学中也有描述。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 《恶之花》

当今的中国，社会期望迅速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走上成功之路，个体也依然会没有归属感并感到落后。

其实这与许多美国年轻人的命运并没有大不同——美国年轻人迷失在饮酒和派对中，借此拼命地掩盖着内心的无意义感和对未来的恐惧。

虽然“空心”并不是一种新的感受，但在我们试图帮助患者找到生活的意义时，既从东方也从西方角度思考各式各样的“空心”，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版本的内心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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